整个大公会议的闭幕词实际上是保禄六世在 12 月 7 日第四次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讲话，因为他在 1935 年 12 月 8 日发表的讲话只是礼节性的。与教宗在会议期间发表的个别讲话相比，这次会议的主导精神显得更加清晰。闭幕词比会议文件本身更能反映教宗保禄六世的想法。闭幕词中洋溢着乐观的气息，将其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开幕词联系在一起：主教们达成的协议是 "了不起的"，闭幕会议是 "惊人的"。教宗总结中的各个部分都融入了可以称之为整体的乐观色彩；大公会议 "故意非常乐观"。

教宗不能不注意到、也不能不提及的阴郁因素，却沐浴在乐观前景的光芒之中。因此，他对世界现状的诊断最终是积极的、公开的。教宗承认，天主教的人生观已被普遍颠覆，并认为 "在世界各民族的伟大宗教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和衰落"。这里或许应该有一个例外，至少就伊斯兰教而言，它在本世纪经历了新的发展和士气的高涨。教宗在讲话中清楚地认识到，现代人普遍倾向于内在性，而对任何别有用心或超越性越来越感到厌倦。然而，教宗对现代精神的动摇做出了这一精确的诊断之后，却将这一切仅仅停留在描述的范围内，而没有看到危机在原则上与天主教信理的根本对立，天主教信理从根本上说是超越性的。

圣庇护十世在他的通谕《牧者》中得出了与保禄六世相同的结论，并承认现代人的精神是一种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将整个世界引向人类自身，并以人类自身的神化为目标。但圣庇护十世也认识到，这种世俗性具有基本原则的特征，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请人们注意这种对立，这客观上意味着，除了个人的幻想或愿望之外，世俗精神必然会与天主教的原则发生冲突，因为天主教的立场认为现世来自天主并为天主服务，而世界的观念则认为现世来自人并为人服务。

因此，两位教宗对世界现状的判断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判断上却有所不同。正如圣庇护十世引用圣保禄36的观点 (他即是那敌对者，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受崇拜者以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 ，认为现代人把自己当作神，并要求得到崇拜，保禄六世也明确表示 :“使自己成为人的天主的宗教，遇到了把自己当作神的人的宗教(因为它是这样的宗教）"。然而，教宗保禄无视这种对抗涉及对立原则的事实，认为由于大公会议的召开，这种对抗并没有产生冲突、斗争或诅咒，而是教会对人类的需要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新的关注。针对有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即教会向世界妥协，实际上几乎是在追随世界，这就偏离了自己的以天主为中心的路线，而向以人为中心的方向，教宗回答说，教会这样做不是偏离世界，而是转向世界。

　　在这一点上，人们会问自己：转向世界是为了加入世界，还是为了吸引世界加入教会？教会宣扬真理的义务确实源于她对人类施以仁爱的职责。倘若教义的纠正与仁爱分隔开来，倘若人们忘记了既有严厉的仁爱，也有温柔的仁爱37，那么教义的纠正有时就会变得畸形。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避免为了仁慈而歪曲真理，如何在现代人以人类为中心的轨道上接近人；但这不是加强给人的以人为中心和行动，而是为了逆转人以人为中心的行动。现实并不存在两个中心，只有一个中心，而且还有外圆。我不确定保禄六世在他的演讲中是否说得足够清楚，基督教人文主义只能起到工具性的作用，因为真正的仁爱不能接受（哪怕是暂时接受）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所认为的终极目标：人的胜利和神化。

　　这种说法的不严谨还表现在它采用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即 "要认识人，就必须认识天主"。根据天主教教义，对天主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所有人都有可能通过自然途径获得的，另一种是只有超自然启示的。同样，关于人也有两种相应的知识。但是，如果不作这些区分，就断言要认识人就必须认识天主，要认识天主就必须认识人，这并不能确立天主教在这一问题上所表述和承认的两种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建立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人们的心灵既找不到认识人的有效出发点，也找不到认识天主的有效出发点。关于人与天主的整个论证思路可以延伸到爱与认识的领域。事实上，教宗说，为了爱天主，人必须爱人，但他没有提到，是天主使人变得可爱，而人之所以有义务去爱人，是因为人同样有义务去爱天主。

　　综上所述，大公会议闭幕词的核心在于教会与世界的新关系。在这方面，大公会议闭幕词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对于任何希望研究大公会议变革和大公会议基本趋势性质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这些发展与来自大公会议期间并存但截然不同的其他发展趋势混杂在一起。现在，我们将在后大公会的教会复杂、混乱和模糊的纠结中追溯它们的发展历程。

译者注:

35 议会的最后一天

36 《得撒洛尼后书》，2:4。

37 "严厉的仁爱，以及温柔的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