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是主教会议的主要议题，甚至比创造力或社会关怀更为重要；几位主教呼吁教理问答多元化，以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的色彩。耶稣会总会长阿鲁佩神父将多元化的要求发挥到了极致。他说：“圣神满足了人类的深切愿望，即调和基本的统一性和同样基本的多样性这两个明显相矛盾的要求3”。由此看来，人类思维的基础显然不是同一性，而是矛盾性，而圣神则实现了人类内心所渴望的不相容事物之间的综合。

　　这种说法的根本不合逻辑，被偶然使用的副词“显然”所掩盖了。如果需求从根本上是多样的，那么需求就不可能被调和，也就是说，不可能从根本上变得多样。相反地，需求会导致事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不可能存在于同一层面。阿鲁佩神父接着说，他不想要“完整的定义，因为它们可能导致教理问答的贵族化和内卷形式”。仿佛真理可以在混乱的近似中找到，仿佛正统具有负面价值，仿佛真正的教理问答是由暴民统治产生的。

　　事实的真相是，在这里，正如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例子中一样，并不相同的事物和思想被简单地视为看待同一对象的不同方式。我们之所以希望教理多元化，是因为我们相信，赋予教义具体内容的所有区别都可以在某种超越它们的根本同一性中得到解决。

　　在一次宗教教师会议上，贝内利枢机主教说，宗教教育“应有利于与其他生活观的客观相遇，这些生活观应被了解、评价，并可能融入其中”。枢机主教认为，宗教和知识界中没有需要摒弃的错误，而只有需要融合的东西。他还说，“教授天主教的唯一方式就是提出一种生活方式”。没有提出具有神圣启示权柄的真理的余地。最后，枢机主教赋予学生自己“保证其有效性的权利，因为他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4”。

　　新教理问答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是一种探索而不是教义，它试图产生存在性的反应而不是理性的信念，这反映在各种教理问答和记忆背诵的态度上5。如果没有需要同意的信条内容，就不可能有单一的普世教理问答，因为没有适用于整个教会的信仰公式，恰恰是因为没有单一的内容。因此，可以追溯到初期教会的旧方法6，以及应特伦特大公会议要求下制定的教理问答，以及圣罗伯特-贝拉明、圣伯多禄-卡尼修斯、罗斯米尼和圣庇护十世的教理问答所延续的方法，都被抛弃了。

　　德国主教团在其教义中采用了问答形式，但在1977年的主教会议上被大多数主教所拒绝。问答形式非常适合天主教教理的讲授形式，而不是启发式，问答形式直接以真理作答，而不是以其答案存在疑问的预设方法来提出问题。即使是在反传统的人所推崇的苏格拉底方法中，知道真理的也只有苏格拉底，而从他那里得到真理的则是学生。

　　现代教育理论家认为记忆背诵只是鹦鹉学舌，对其不屑一顾，而事实上，记忆背诵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正如古人通过缪斯之母7 Mnemosyne 的神话所表明的那样。记忆背诵非常适合教理讲授，只要后者被视为一种知识传播而非社会活动。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一位主教认为8，“教理问答不在于听到什么，而在于在讲授教理问答的人身上看到什么”。

　　这是将理智所感知的真理看得不如个人的亲身经历重要，并将福音与传道者的优秀品质联系起来，而非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联系在一起。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即认为教理问答的效果更多地取决于教师的技巧而非真理的力量，这是一个错误，再次掩盖了对事物本质的混淆。这是把传授教理问答的老师说成是演员或诗人，老师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动人们的心灵。

　　教理问答不是古代世界里的那种动人的修辞学艺术。如果是的话，只要缺乏修辞技巧，就无法接受神圣的真理。这个错误出现在《教理讲授问题的档案》中，尽管它对新教理讲授持批评态度。

译者注:

3.       O.R.，1977 年 10 月 7 日。

4.       《官方公报》，1981 年 9 月 28-29 日。

5.       一种真正的宗教融合是慕道多元化的结果：在许多由宗教人士开办的学校中，其他宗教已与天主教并行教授，作为对非天主教徒和非基督徒的一种服务。

6.       人们会想到原始教会用于慕道的洗礼信条。[译者注]。

7.       Mnemosyne，“记忆”，是九位文学和艺术女神缪斯女神的母亲。[译者注。］

8.       巴黎，1977 年，第 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