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二十三世利用他的权柄，声明放弃已经筹备好的大公会议，宣布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激进影响，并遵守了大公会议在筹备阶段被打断后想要采取的方向。若望二十三世做出的一些个人决定，没有涉及大公会议，这是不同寻常的。其中之一就是将圣若瑟的名字纳入弥撒正典，而自教宗大圣格雷戈里以来，弥撒正典从未做过任何改动。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教会中许多人都希望将圣若瑟的名字加入弥撒正典，但这一决定很快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批评的理由要么是它可能会产生反大公教会的影响，要么是它似乎只是为了满足教宗的个人愿望。实际上32，圣若瑟的名字被提及的时间并不长，它与教宗若望的其他不为教会共识所接受的行为一起，消失在被遗忘的黑洞中。

　　虽然教宗保禄六世总体上支持大公会议中的现代化倾向（这一倾向在开幕词中首次出现），但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在某些观点上与这种趋势分道扬镳，并在辩论中的某些地方使用自己的教宗权威。

　　其中第一点涉及共议制原则，在此之前，共议制原则一直隐含在天主教教会论中，但教宗认为应该明确提出这一原则，后来这一原则成为教会改革的主要标准之一。大公会议就这一主题提出的文本是有缺陷的，无论是因为这一主题的新颖性，还是因为对筹备委员会未曾提及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意外性，抑或是因为伯多禄的至高地位与整个主教团的共议制之间关系的微妙性。保禄六世决定，大公会议的神学委员会应该发布一份公告，来澄清和阐述《教会宪章》所说的关于共议的内容。澄清的内容是天主教关于教宗在教会和教义方面对整个教会及其每个成员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教义，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所言，教宗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的定义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不需要经主教团同意的。

　　教会宪章的告示，驳斥了人们所熟悉的共议制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教宗是教会最高权力的唯一主体，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被他召集到大公会议的全体主教分享权力。在这种观点中，最高权威只有通过教宗酌情传达时才具有共议制。但是，《告示》也拒绝了这样一种新颖的理论，即教会的最高权力与教宗一起被赋予主教团，而决不离开作为主教团首牧的教宗，但在教宗行使最高权力时，即使是单独行使，他也是以主教团首牧的身份行使，因此是以主教团代表的身份行使，他必须征求主教团的意见，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权力来自众人的理论的影响，很难与教会的神圣组织相协调。

　　很难说，梵二想要脱离传统纪律严格连续性的倾向，以及为梵二创造非典型的形式、习俗和程序的做法，是应归因于笼罩和引诱它的现代化精神，还是应归因于保禄六世的思想和性格。也许每一个人都应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其结果是教会的更新，或者说是革新，它影响了教会的结构、仪式、语言、纪律、态度和愿望，简言之，影响了教会向新世界展示的整个面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教会宪章》的特殊性，甚至在形式上也是如此。

首先，在教会大公会议的整个历史中，没有任何其他例子可以证明，在《教会宪章》这样的教义性宪章中添加并有机地结合了这样的注释。其次，大公会议在进行了如此多的磋商、修正和修订，以及接受和拒绝了如此多的修正案之后，竟然颁布了一份如此不完善的教义文件，以至于需要在其颁布之时附上解释性说明，这似乎令人费解。最后，《教会宪章注释》的最后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尽管它本应在所附宪法之前阅读，但却被印在了宪法之后。

译注:

32. 这是因为罗马正典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

33. "自己的，而不是经教会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