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第二次干预是涉及对圣母的虔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作为天主教特有的东西，对圣母的虔诚只应在大公会议上简要地讨论，因为大公会议已将 "合一" 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人们认为，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一章就足够了，筹备委员会设想的单独方案是不必要的。从一开始，大公会议实际上就受到了德国神学流派的影响，而德国神学流派本身也受到了新教圣母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与之相抵触是不可取的。新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只是给予圣母某种恭敬，却拒绝教会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赋予耶稣之母的那种全面而独特的尊称。在天主教对圣母的众多尊称中，有一些，甚至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诗意想象和生动情感的结晶，而另一些则预先假定或产生了神学命题。例如，圣母加冕一直是宏伟艺术作品的主题，但在神学中并未出现；而圣母升天则在艺术和神学中都出现过，并最终在 1950 年被庇护十二世赋予教义地位。公布了圣母蒙召升天的信理，信理的依据在于神人的独特性和圣母与天主合作无间，使她整个人性达于圆满的境界。

教宗保禄六世希望在关于圣母的尊称中，正式批准这些众多尊称中的一个，即 “教会之母”。但大公会议并不希望如此。这个尊称是基于神学和人类学两方面的考虑：既然圣玛利亚确实是基督之母，既然基督是教会之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缩小了的" 教会（正如教会，用尼古拉-库萨的话说，是 "扩大了的基督"），那么从基督之母到教会之母这一步就无可非议了。但大公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反对所提议的公告，理由是这个尊称与那些从诗歌到臆想的尊称一样，意义不明，缺乏神学基础，阻碍了基督教的合一。1964年11月21日，教宗保禄六世根据自己的授权，在大公会议第三届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庄严宣布了圣母为“教会之母”这一尊称。

教宗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强烈不满，因为神学委员会已将这一尊称从方案中删除（尽管赞成票数量惊人），而且库埃纳瓦卡主教实际上已在大公会议上对其提出了批评。这一事件说明了大公会议的内部分歧和现代化派的反教宗精神。面对这些事实，我们不能接受枢机主教比阿的说法。他说得没错，既然大公会议没有就是否授予圣母尊称进行具体表决，那么将大公会议未加说明的愿望与教宗权威性地表达的意愿对立起来是不公平的。然而，当枢机主教试图证明教宗和大公会议意见一致时，他的论点超出了逻辑的界限，他认为“教会之母”的尊称，隐含在宪章所阐述的整个圣母论教义中。

然而，隐性教义是一种潜在的训义，如果有人拒绝将其明确化，即在实际中教导它的人，那么他肯定会与希望将其明确化的人发生冲突。作为反对者之一的比阿枢机主教的发言，只是对教宗的一种尊重或补偿的迹象。他的说法是基于一种诡辩的思路，把隐性的等同于显性的，其目的是要剥夺这一事件的意义。拒绝将隐含命题明确化的人与希望将其明确化的人想法不同，因为后者不希望将其明确化，就等于根本不希望将其明示。

　　教宗于 1964 年 11 月 6 日进行干预，要求尽快接受关于传教的文件，该文件主要遭到来自非洲的主教和传教团负责人的反对，这也揭示了大公会议机构与其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该方案在梵二第四次会议上被否决、重写并重新提交。

　　保禄六世对婚姻教义的干预更加明确，也更加严肃。由于大公会议上出现了新的理论，甚至连莱热（Léger）和苏南斯（Suenens）等枢机主教也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降低了婚姻的生育目的的重要性，并通过将婚姻的合一目的和表达夫妻之爱提升到同等或更高的水平，为婚姻的失败开辟了道路。保禄六世向议会提交了四项修正案，并命令将它们插入图式中。我们要明确地教导人们人工避孕的害处。还应该宣布，与表达夫妻之爱相比，生育不是婚姻的附带的目的，而是必要和主要的。所有修正案都得到了比约十一世《康努比卡斯提》（Casti Connubii）文本的支持，这些文本也将被插入其中。修正案被接受，但庇护十一世的文本未被接受。

　　与此同时，避孕问题也被提交给一个教宗委员会，随后由 1968 年的 《人类生命》通谕做出决定，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34。因此，教宗委员会排除了庇护十一世的文本，但保禄六世教宗最终坚持将其添加到大公会议第四届会议批准的方案中。

译者注:

34 见第 62 和 63 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