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说，梵二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自相矛盾的结果，即通常指导大公会议辩论、标志会议前景和预示会议结果的所有筹备工作，从第一届会议开始就被取消和否决，因为 "连续的精神和倾向接踵而至" 19。"这种偏离原定计划的情况并不是由于议会本身在其既定规则范围内做出的决定，而是由于打破议会法律框架的行为，尽管在有关这些事件的叙述中并不突出，但其主要轮廓现已确定。

　　筹备委员会起草的启示来源的纲要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进行讨论时，其提出的学说引起了激烈的意见分歧，尽管该方案已经过多次主教和专家会议的审查。一些神父更倾向于三叉戟公式 (译者注：这个名称来源于数学中的“三叉戟曲线”)，即启示包含在经文和传统经文中20，作为两个来源，他们发现自己与那些热衷于重申天主教教义的人存在分岐，这些教义令那些拒绝传统的分离的弟兄不快。两派意见分歧很大，最终于 11 月 21 日一致提议停止讨论，重新起草全部方案21。

  投票结束后，人们发现，暂停讨论的建议没有达到大会会议规则对所有程序问题所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秘书长报告说 "表决结果意味着，今后几天将继续审议正在讨论的方案的各个章节。" 然而，在第二天的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幕式上，以四种语言和拉丁语宣布，鉴于可能会出现旷日持久、费力不讨好的辩论，教宗决定由一个新的委员会重新制定方案，以缩短其篇幅，并使特伦多和梵蒂冈第一届会议确定的一般原则更加突出。

　　这次干预一举推翻了大公会议的决定，背离了有关集会的规定，无疑是打破了纪律法令的框架，从合议制转向了君主制。我不敢说这一程序的打破标志着一种新教义的开始，但它确实标志着一种新教义方向的开始。导致教宗政策突然改变的幕后活动如今已广为人知22，但它的重要性远不及在议会应有的法律结构之上行使权力更为重要。

  如果在程序上有问题，或者对规则进行了修改，那么教宗本可以对投票结果提出质疑，事实上，教宗保禄六世时期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保禄六世下令，只要多数通过即可。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干预构成了教宗将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大会会议的典型案例，而且由于教宗当时被描绘成大公会议自由的捍卫者，这种干预就更加引人注目了。然而，教宗行驶权威并不是他自已的主动行为，而是一些人抱怨和要求的结果，他们将大会会议规则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视为 "虚构纪律法令关系"，为了让教宗接受简单多数规则而忽视了"纪律法令虚构"这一点。

译者注:

19. 关于梵二的这一突出事实总是被悄无声息地一笔带过。梵蒂冈秘密档案馆馆长朱斯蒂先生（M. Giusti）在纪念筹备委员会工作20 周年的文章中只字未提。

20. "在成文的书籍和不成文的传统中"。特伦特大公会议第四次会议。

21. 必须承认，《罗马规约》中的官方说法有一种滑稽的味道： "所有教父都承认，该方案经过了最认真的研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神学家和主教的工作成果。那么怎么会认为它不适合推广呢？

22. 从菲利浦-德尔海耶（Phillipe Delhaye）在1964年出版的《教会的历史》一书第534-5页，对这一事件非常客观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晚上，快十点钟的时候，教宗接见了莱热枢机主教和加拿大主教们。奥塔维亚尼枢机和比阿枢机之间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