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英国教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孟买前大主教默尔-罗伯茨（Mer Roberts）在广播中强烈抨击通谕，并反对利物浦大主教贝克（Mgr Beck）。英国天主教的主要刊物《碑文》（Tablet）普遍持传统观点的，也对通谕提出抗议，要求 “在良心需要时提出抗议的权利和义务”30，这引起了广泛的惊讶：以个人判断为基础的良心，在这里成为道德的最高准则。

　　反对“人类生命”的声音在荷兰教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当时的荷兰教会被争议、独立主张和宗教实践所困扰。尽管阿尔弗林克枢机并不完全否认信徒有义务通过教会的教导来形成自己的良知，但他坚持认为，既然通谕不是以无误的权威宣布的，“个人良心仍然是最重要的准则。”布雷达教区的总主教在电视上表示，信徒应该继续以自己的良心为指导。家庭事务牧灵委员会称该通谕“令人难以理解和失望”，并表示将继续坚持自己的路线。他们一致认为，教宗所定义的问题仍然是开放的和有争议的。

　　同样，个人良知的最终权威也是加拿大主教们的主要议题。他们还提出了职责冲突的概念，这种冲突只能由配偶双方权衡和决定，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必须履行这些职责的独特情况31。

　　法国主教与教宗教导的分歧更为明显。他们坚持认为，在责任冲突时，良心可以向天主寻求 “什么是最重要的义务”32（rechercher devant Dieu quel devoir en loccurrence est majeur），这就违背了《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第 10 段的教义，该段指出，即使是为了维护个人或家庭的利益，也决不允许做出本质上不正常、因而不配做人的行为。很明显，他们歪曲了传统的、为教宗所接受的理论，即只有在不涉及本质上无序的行为（如阻碍受孕）时，才允许对选择进行这种权衡：本质上非法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成为合法的。所谓的义务冲突纯粹是主观和心理上的，而绝不是客观和道德上的。此外，教导人们只要遇到“人类”无法承受的困难放弃道德义务，这是宗教一贯反对的错误，因为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任何困难都不能优先于一个人的义务。

　　1968 年 9 月 13 日的《罗马监察报》刊登了一则公告，否认法国主教们的立场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批准，从而也间接地批评了法国主教们的立场。尽管该报在 1969 年 1 月 13 日以其惯常的委婉方式表示，“没有任何主教团该质疑教宗所回顾的教义原则”，但该报不得不承认，“主教们的一些言论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其言论真实含义的担忧”。

　　在意大利，对“人类生命”通谕的抵制较为平和，但也同样普遍。我举例说，保禄派所出版的《基督家庭》周刊（Famiglia cristiana）反对通谕，该周刊发行量达一百五十万份，在所有教区出售。在1976年5月23日和6月20日出版的这一期中，C.S.R.伯纳德-哈林（Bernard Haring）神父为避孕辩护，并采纳了法国主教的观点。《罗马监察报》于1976年7月14日对他进行了驳斥和指责，但他仍继续违背通谕进行教学。

译者注:

30. LCI，第 317-18 期，1968 年，增刊，第 xiv 页。

31. I.C.A.S.，前引书，第 92、94 和 118 页。

32. "在天主面前寻求哪一个责任更大"。

33. 教会主教在谈论 "人类生命 "通谕时，都会使用这种委婉的措辞。例如，米兰大主教马尔蒂尼在 1980 年主教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一直使用这种委婉语。见 Il Giornale nuovo, 1980 年 10 月 17 日。

34. 在罗马法国学校组织的以保禄六世和教会的现代性为主题的座谈会上，让-吕克-普蒂埃（Jean-Luc Pouthier）在关于 "人类生命 "的演讲中说:现在似乎是重新审视这份文件的时候了。今天看来，这份文件在许多方面都非同寻常"。《官方公报》，1983 年 6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