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1965 年 12 月 7 日的 “保持完整Integrae servandae” 的动议和随后 1966 年 6 月 14 日的 “使徒书信之后Post litteras apostolicas” 的通谕所颁布的教廷改革。该通谕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对权柄的放弃，并明确指出不再有教会法强加的义务，只有良心通过其与道德律的关系强加的义务。通知指出，《禁书索引》仍然具有道德约束力，但不再具有教会法的效力及其附带的谴责。

使其不再具有约束力的原因是，人们假定基督徒在宗教和智力方面已经成熟，可以自给自足。事实上，我们在文件中读到，“教会相信基督徒中存在着这样的成熟”。历史学家将不得不决定这种所谓的成熟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它是否是废除禁令的理由。此外，教会还将“最坚定的希望寄托在主教72的警惕关怀上，他们的职责是检查和防止有害书籍的出版，并在必要时对作者进行谴责和劝诫”。显而易见，圣职人员在教义方面的这种所谓警惕性是一种虚幻的模式73，因为他们的教义既不坚定，也不一致，有时甚至是不健全的；如果他们没有权利要求提前将书籍交给他们判断，他们也无法阻止有害书籍的出版。

但事实上，正如1975年3月19日的法令所指出的，教会只限于“强烈建议74”，即神父未经主教许可不得出版；主教应守护信仰，并要求作者向其提交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书籍，但作者没有提交书籍的相应义务。最后，教会要求所有信友在这一问题上与他们的牧者合作。

　　整个惩戒改革都建立在一个隐秘的假设之上，即个人无需任何权柄的调解，就会立即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可以假定他们已经成熟，而在旧的观点中，教会正试图通过其整个立法活动赋予他们这种成熟。同样明显的是，已经从命令和禁止的领域过渡到了仅仅是指示和劝诫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错误被识别出来，但犯错误的人却没有受到惩戒，因为根据大公会议开幕词中所说的，人们认为错误本身会产生自己的反驳，并产生对与之相反的真理的认同。

  　就阅读书籍而言，教会现在允许教友享有的自由是任何人都享有的普通自由，但须遵守道德律。但是，鉴于出版不是一项私人的、短暂的活动，而是一项公共的、永久的、独立于作者的活动，而且其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作者的控制范围，那么，在著作方面允许同样的自由是否正确呢？国家理应给予这种自由，但国家所依据的原则与教会不同；这些原则并非专门的宗教原则。在教会中，不同的首要原则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废除《图书馆禁书索引》是对权柄的放弃：它的目的是维护道德律所规定的禁令，但却拒绝具体说明这些禁令是什么；也就是说，它将信徒的良知引向普遍原则，以便他们自己能够具体应用这些原则。

  　大公会议后的教会并没有正式允许书籍出版的绝对自由，而是保留从公众利益的角度评判其正统性的权利。教会有责任保护其成员远离错误，并完整地传授天主教教义。大公会议的开幕词中承认了这两项职责75，但第一项职责与第二项职责合并了：据称，单靠教导就足以使基督徒免于犯错，因为他被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正确判断来保护自己。

   1542年，当教宗保禄三世最初成立圣职部时，其目的是 “打击异端邪说，从而镇压对信仰的冒犯” 。保禄六世认为，“最好通过致力于培养教义来捍卫信仰，这样，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让犯错误的人幡然醒悟的同时，那些传播福音的人也能获得新的力量”。

正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梵二会议开幕词一样，这些爱的方法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只要允许谬误发展，它就会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第二，或者因为人类的自然本性，或者因为文明现在已经达到的程度，即人已经达到了如此成熟的状态， “如果信仰的内容和道德的本质（仅仅）被证明，信众就会更充分、更有爱心地遵循教会的道路”。

译者注:

72.  即主教。

73.  "非现实模式"，即在语法中，包含未实现条件的命题：因此，以它为条件的东西也未实现。

74.  "强烈建议"。

75.  见第 40 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