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的热情笼罩着整个罗马教廷，不仅像圣庇护十世在1908年效仿他的许多前任所做的那样，对其传统形式进行了重新排序，而且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建立的教会的职能。所有名称都被更改。信仰传播部变成了万民福音部，枢机团变成了主教团。
新的教会以委员会、理事会或秘书处的名义成立：一个负责基督教合一，一个负责非基督教宗教，一个负责非信徒，一个负责社会交流，一个负责教友，等等。名称的变化并非毫无意义。信仰的传播带有在不信教的人群中扩大天主教的概念，而福传的概念则是通用的，已经应用于在已经是基督徒的人群中开展的牧灵活动，甚至应用于作为基督徒生活的行为本身，从而将一项具体的活动合并到一项更普遍的活动中。
自梵二大公会议以来，人们常说罗马教廷发挥的影响与梵二大公会议和教宗的改革意图背道而驰。事实上，作为教宗政府的机关，罗马教廷院一直是教会中实施变革的机关，二十世纪天主教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所有变革都是通过罗马教廷实现的。罗马教廷的改革标志着并带来了全新的梵二后精神，而这一改革是由教义圣部负责人奥塔维亚尼枢机签署的，革新者倾向于将其视为前梵二精神的化身。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 69 段中所看到的那样，对罗马准则的不服从通过连续得到教廷的批准而达到了目的，教廷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将弊端变成了法律。
不过，我们在此讨论的主题是教廷在形式和技术运作方面的变化。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教廷拉丁文水平的下降。如果我们回溯一下格里高利十六世教宗(1831 -1846 年) 81文件中那种轮廓分明、风格坚定的风格，或者回顾一下良十三世教宗(1878-1903) 82 的优雅风格，相比之下，就会发现现今罗马教廷的拉丁文失去了高贵、明晰和精确。梵二的拉丁文常常被之前所有大公会议的教父们谴责为蹩脚的，尽管如此，但他们还是批准了文件的内容。此外，一些主要文本，如《喜悦与希望》（Gaudium et Spes），最初是用法文起草的，这就打破了拉丁文本应是原件和正宗文本的大公会议程序规范，造成了我们在第 39 段中提到的诠释学上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从语法领域转移到司法领域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1969 年 4 月 3 日的宗徒宪章。在其最后一段，我们读到：从我们迄今为止对罗马新弥撒书的阐述来看，我们现在很高兴强制执行某些事情83。但是，立即投入使用的翻译赋予了这个短语这样的含义： “我们希望赋予我们所阐述的一切以法律效力84以及意大利语的版本：我们希望使我们所阐述的一切内容具有法律效力 85。或者: 我们在此所确立和颁布的，我们希望现在和将来都保持有效”86。
我们无意就这一教廷文本进行语言学辩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样一个重要段落中，教廷文体的清晰性和严谨性是如何丧失的。我们自认没有能力对语言学问题做出决定，我们只能指出似乎不可否认的一点，那就是糟糕的拉丁文，或者用西塞罗的话说，“未使用的”拉丁文，让人无法立即理解立法的含义，从而为相反的解读开辟了道路：一种解读认为，该通用语句不过是一种文体上的装饰（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作者所指的“结论”是什么，因为文件的签名和日期紧随其后）；另一种解读认为，该通用语句的意图是赋予所规定的一切以法律效力（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quiddam某物”与“quidquid任何” 是完全不同的，但这正是译文所假定的）。
整个过程不精确、不确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宪法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官方版本，它们之间因增删而各不相同，这令人不快。
81. 1831 年至 1846 年任教宗。
82. 1878 年至 1903 年任教宗。
83. 根据我们所阐述的新罗马的事，我们现在希望总结一些内容并得出结论。
84. 《天主教文献》，第 1541 期，第 517 页。我们希望赋予我们所阐述的一切以法律效力"。
85. O.R.，1969 年 4 月 12 日。"我们希望使我们所阐述的一切内容具有法律效力"。
86. 意大利主教会议出版的 Messale Romano、罗马，1969 年。"我们在此所确立和颁布的，我们希望现在和将来仍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