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后的修会服从会规与教会一直接受的修会服从会规相去甚远，作为衡量标准，我要引用的不是传统修会会规制定者的思想，而是一位现代创始人的思想，他的神学思想与他的宗教精神一样具有深度。安东尼奥-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是 1839 年获得罗马教廷批准的慈善机构的创始人，在他的苦修著作中，他从服从的美德中剔除了任何主观主义的痕迹，并将其还原为最本质的东西。服从就是放弃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一劳永逸地将自己交到长上的手中，从而放弃审查长上所给予命令的权利。然而，服从是一种极其理性的行为，因为它是建立在有理有据的说服之上的，但这种说服并不是说服被命令的特定事物是适当的（这是德-拉门奈的学说），而是说服长上有合法的权力来要求被要求的事物。

　　语言学为苦修主义提供了帮助。希腊动词“我服从”的基本意思是“我被说服了”，但它并不意味着我被说服了我自由选择的权力，而是被说服了我的长上有命令我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把服从降低为对所命令之事的正确性的主观说服，那么服从的美德就消失了。服从变成了自动服从。罗斯米尼在多处提到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把命令的合理性作为服从的理由，服从就会被摧毁了”。更明确地说“一个人应该简单地服从命令，而不去考虑命令是对是错，是有利还是无利”。还有“服从的盲目就是因信德服从”。用一句更有活力的话来说：“我们应该和基督一起成为牺牲品，而牺牲我们的应该是服从的祭”。“他对他在英国的一个传教士，提出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即“一个服从的行为比英国的皈依更有价值27”。

　　罗斯米尼的教导，也是天主教的教义，确实意义深远，因为它将服从与任何道德行为的本质相提并论，而道德行为的本质正是承认法律并服从它。这与新会规正好相反，新会规认为，一个人在服从命令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与他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由选择做的事情是相似的。相反，服从就是做没有命令就不做的事，而且是因为有命令才去做。在这一点上的变化触及道德和神学的基础。基督教赋予神人或任何人类意志的唯一目标就是服从天主的旨意，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保祿六世在对耶稣会会众的演讲中指出，在闭会后的改革中丧失了服从，他在演讲中说，他无法掩饰 “自己的惊讶和痛苦”，因为“奇怪和邪恶的建议”试图使耶稣会脱离其根基，其结果是采用了完全历史主义的观点，并将其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好像天主教不包含永恒的真理和不可战胜的稳定性的神恩 28”。

　　在这个著名的耶稣会所期待或试图进行的改革中，也有一种激进的创新精神，它扫除了宗教的基本超历史因素，也扫除了其在历史上相对的悬而未决的方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与世界接轨。

译者注:

27.   这五段引文见 《禁欲书》，罗马，1913 年， I, p.308; III, p.255; Il, p.91; I, p.567; Ill, p.211。这可以从其中一封信中看出，修会会士应该如何服从，以及长上应如何重视服从的美德。圣菲利普-内里（St. Philip Neri）将两名原本出类拔萃的奥拉托派修士排除在自己的接班人之外，因为他们缺乏服从的美德。1981年11月16-17日《罗马报》N. Vian的一篇文章引用了这封信。

28.   O.R.，1966 年 11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