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对话其目的是说服对方，更高层次的目的是使对方皈依天主。马拉菲尼主教说，“对话的方法被理解为一种向真理的完整性靠拢的运动，是对深度共融的追求”，但他的意思并不十分明确17。

　　人们倾向于将关于自然问题的对话与关于超自然信仰的对话混为一谈。前者是通过所有人共同的理性之光进行的。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的对话之上，正如我们所说的18，他们能感觉到一个更重要的道，道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兄弟，因共同的本性而深深地团结在一起。但在关于信仰的对话中，双方无法趋向真理，也无法将自己置于同等地位。非基督徒拒绝或怀疑的方式是基督徒无法做到的。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基督徒采取的是一种方法性的怀疑过程，类似于笛卡尔的怀疑过程：基督徒采取不信的立场只是为了对话的目的。但问题又来了：如果对信仰的怀疑或拒绝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基督徒失去了信仰和罪恶感。如果这种拒绝是假设性的或假装的，对话就会因伪装被掩盖，并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假装不相信自己实际上相信的东西，他是否就犯了违背信仰的罪，基于伪装的对话是否必然是没有结果的和错误的。有人声称19，对话不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而且对基督徒的信仰也是大有裨益的。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即“如果人们所认识的主耶稣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和圆满的真理......那么，人们将有更伟大的东西要学习，而不是他通过恩宠从主耶稣那里所获得的”。

另一方面，如果基督是至高无上的、圆满的真理，“我们就无法想象一种观念或经验如何能加到耶稣身上”。但随后，作者又把他的两难困境抛到一边，说，基督徒确实通过对话获得了一些东西，来增加他的信仰，“但条件是，这些新的获得，不能被视为对基督信仰的补充，基督奥迹的各个方面，基督徒已经拥有了，但由于那些虽然不是清醒的基督徒，但在具体事实中却是清醒的基督徒的人的刺激，才发现了这些增加信仰的东西”。这就是说，对知识的补充不是知识的补充20；因为在作者看来，一个无神论者就是隐性基督徒；无神论者拥有基督教奥秘的各个方面，而这些方面是基督徒所不知道的，但无神论者会向他暗示。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说，这种新的对话不是天主教的。

首先，因为新的对话纯粹是一种启发式的功能，就好像对话中的教会并不拥有真理而正在寻找真理，或者只要对话持续下去，它就可以撇开所拥有的真理。

第二，因为新的对话不承认启示真理的优越权威，仿佛自然与超性启示之间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区别。

第三，因为新的对话想象对话的各方是平等的，尽管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平等，就好像放弃来自神圣真理的优势，不是违背信仰的罪过，即使是作为辩证的策略。

第四，因为新的对话假定人类中的每一种哲学立场都是无休止的争论，就好像根本不存在足以使对话停止、只给反驳留下余地的矛盾点。

第五，因为新的对话假定对话总是富有成效的，“没有人需要牺牲任何东西21”，好像对话永远不会腐败，永远不会导致真理被连根拔起，谬误被植入，好像没有人需要拒绝他们以前承认和信奉的任何谬误。

向更高、更普遍的真理靠拢的对话并不适合天主教会，因为将教会推向真理之路的启发式过程并不适合天主教会；适合教会的是爱德行为，通过这种爱德，藉此将从恩宠得来的真理传达给他人，从而吸引他们接受这一真理，而不是被教会本身所吸引。这里的优越性不是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优越性，而是真理对对话各方的优越性。我们不应该认为，一个人劝说另一个人相信真理就等同于压迫或侵犯他人的自由。逻辑矛盾和“非此即彼”是现实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暴力。

皮浪主义的社会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讨论主义，可以从梵二会议开始的大量的会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中看到。它还造成了目前的一种倾向，即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问题的，并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提交给委员会讨论，因此，过去属于个人和个人的责任已分散在合议机构内。讨论主义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技术；1972年，在罗马召开了一次对话主持人大会，目的是培训主持人，就好像他们可以在不了解对话内容的具体情况下指导对话。

译者注:

17.   《官方公报》，1971 年 12 月 18 日。凯尼格枢机主教在向新闻界介绍关于对话的指示时说 “对话使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天主教徒并不被视为拥有全部真理，而是被视为拥有信仰并与他人（包括信教者和非信教者）一起寻找真理的人"。I.C.L., 'No.322, 15 October 1968, p.20。

18.   见第 125 段。

19.   见 1981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官方公报》“信仰与对话 ”一文。

20.   见第 253 段。

21.   《官方公报》，1971 年 11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