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天主教学校存在现代社会的原因在某些人看来是不清楚的，那么在另一些人看来天主教学校是不存在的。这里既涉及事件，也涉及理论。

　　1967 年，符腾堡州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放弃了对天主教学校的保护，并与专制主义者联手推出了所谓的具有基督教但不以基督教体系为基础的同步学校。特别重要的是，就在向政府抗议违反 1933 年协约的行为时，巴菲尔主教说：“教会对建立一个进步的学校制度也非常感兴趣10”。

　　巴伐利亚州的全民公决以 75% 的多数票修改了该州的宪法，以引入非宗派的基督教学校来取代天主教学校。1967 年，意大利需要为大学建设拨款 20 亿里拉，自由党提议为包括米兰天主教大学在内的独立大学拨款，但由于基督教民主党根据与其他党派达成的协议投了弃权票，该提议未能通过。

　　在某些情况下，放弃天主教学校是受普世运动的影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的影响。非洲的马里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天主教学校遵守国家教育大纲，因此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在锡兰，天主教徒决定将他们的大部分学校交给国家，尽管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控制，这样年轻人可以更容易地融入国家生活，教会也将成为对话的场所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11。在共产主义国家，主教团对公立学校的态度与其对共产主义本身的态度是一致的。

　　今天，声称天主教学校无用和不重要的理论观点，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这些事件。鲁汶天主教大学道德神学名誉教授勒克莱尔神父认为，天主教大学与当代文明之间普遍存在着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使天主教大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勒克莱尔神父的论点并不具有决定性，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恰恰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天主教大學才變得重要：一個人不可能抽象地支持多元化，卻又拒絕教學的實際多元化，断定特定的教學不可能是多元化的一部分。

　　用来剥夺天主教大学在当今世界存在的理由的第二个论点是，据称天主教大学被迫孤立自已，因为它们的目标是培养出安全可靠的思想，从而阻止思想与现代文明对天主教的反对：像这样保持安全，在所谓的“温室”里，是不可能培养出开放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的。

　　这种推理与天主教思想格格不入。事实上的答案是，天主教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开放思想和坚定信念的天主教徒。从本质上讲，这种论点未能理解信德的价值，认为它几乎是一种有辱人格和 “资产阶级”的东西。事实上，信德是确定性的道德效应，在更高的层次上，当确定性是信仰的确定性时，信德则是救赎的道德效应。确定性和信德是人类单一条件下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超自然的信德给人的精神以安宁，这种安宁不是建立在对理智的放弃上，而是建立在不给怀疑留下任何空间的一致性上12。

　　天主教教义所依据的信仰也不是为了逃避与当代观点的斗争，因为信徒必须能够向任何人说明他对事物的超性看法13，这与他对信仰的了解是成正比的，如果他是一名教师，他就有义务这样做。

　　比较当前不同的观点，是思想在寻求和维护真理时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因为没有人可以不经过检验就质疑或反驳一种观点。事实上，公开回应的方法是经院哲学的特色；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大师们对各院系学生甚至普通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和问题，都会在不经通知的情况下公开作出回应，这可以人从圣托马斯的《自由问辩集》对那个时代的心态和精神的生动描述中看出。此外，如果宗教强制实行隔离，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辩护这种文学体裁：宗教确实与谬误隔离，但为了实现隔离，它必须辩证地面对宗教遭到的各种反对。这种与谬误的真正隔离与新神学格格不入，因为新神学充满了怀疑主义。我们所考虑的论证思路也忽视了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人们不必为了使信仰站稳脚跟而驳斥对信仰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14。

　　勒克莱尔神父的另一个论点涉及认识论和不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天主教大学将知识神化，妨碍了自由和公正的探究：科学摒弃了任何终极性或他侓原则。

　　在这一点上，这位著名神学家的声音似乎是非宗教理性主义的回声。当受制于一个他律原则时，科学并没有被宗教化（科学没有圣事），也就是说，科学并没有成为信仰的一部分；它在自己的秩序中保持着自主性。即使人们想让科学对信仰有用，但如果科学不是作为独立、自主、专门的知识形式而存在，又怎么可能为信仰所用呢？外在的从属关系并不影响每个知识领域的内在自主性。

　　事实上，这种外在从属关系维系着统一的知识领域，是任何学科的必要条件，不会损害任何学科的自主性，也是知识结构所必需的。举个例子：药理学当然是一门科学，当然从属于医学，除了为医学服务之外，它不发挥作用，但它并不因此而从医学中汲取规律。因此，每一个知识体系都有它自已的独立性，即使它是外在地指向某一目的。

　　这位来自鲁汶天主教大学的著名的荣休教授提出的最后一个论点，否认了天主教体系中的科学自主性，即科学性，但在我看来，这个论点歪曲了认识论的本质。他断言，承认人类认识之外的任何其他真理来源，就会使科学成为奴隶。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并不等于是奴隶。知识领域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奴隶，即使它与其他部分相协调并依赖于其他部分。

　　科学和信仰的最初源泉都是客观的理性，也就是“天主的话语”'，即“道” 15。只有当一个人在持有以下两种观点中的一种时，才有可能得出科学和宗教不能被同一个人共同接受的结论：认为启示包含科学，从而回到伽利略时代某些神学家的错误观点；或者认为主观理性是无限的，不允许任何可知的对象超出其界限，从而采用德国异端唯心主义的泛论。

　　事实上，对天主教学校的排斥，绝非仅仅是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是与天主教思想不一致的观点有意识或无意的必然结果。天主教学校的具体基础被剔除了，天主教学校被重新塑造成一种外来的模式，并符合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虚无主义。瑞士弗里堡起草的神学院改革方案摒弃了传统的学习体系，并规定“从一开始就必须放眼世界、采取全球视野，正视其他信仰和非信仰的存在所带来的问题，这样学生就不会冒着基督徒自给自足的风险16”。

　　要了解这种观点与天主教教义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只需注意以下几点：基督教的世界观据称不具有全球性，因此缺乏普遍性原则；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要与其他哲学相碰撞，而学生们却没有任何可以对其进行评判的标准；最后，很难说这是更值得注意的怪异之处还是更值得注意的错误之处，就是年轻人被警告不要把基督教当作自给自足的东西。

　　因此，尽管基督教是一种神圣的教义，但据称基督教本身并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心灵，使心灵在真理中得到安息；必须将基督教作为一种观点来相信，而这种观点需要与其他观点相结合，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17。因此，天主教学校逐渐丧失了独创性，在结构、教学大纲、课程表和其他一切方面都刻意模仿公立学校。至于0天主教学校的文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专门的天主教历史观，转而采用了十九世纪教会敌人的典型观点18。

　　撇开天主教学校的关闭、世俗化和教义丑闻不谈，我们必须通过衡量天主教学校在梵二后的衰落程度来总结这种处理方式。这一衡量是由慕尼黑大主教提供的。1936年，在与希特勒暴政的激烈斗争中，慕尼黑大主教迈克尔-福尔哈伯枢机说：“一下子关闭一百所学校，比摧毁几座教堂还要严重”。

译者注:

10.   《国际关系》，1967 年，第 395 页。

11.   1.C.1.，第 279 号，1967 年 1月 1 日，第 25-6 页。

12.   见第 167 段。

13.   参《伯多禄前书》，3:15。你们但要在心内尊崇基督为主；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

14.   见第 152-3 段。

15.   见若望保禄二世对帕多瓦大学成员的演讲、 其中他教导说，基督是智慧的原则。O.R.，1981 年 4 月 12 日。1981年4月12日。

16.   TCL，第279期，1967年1月1日，第20页。卢加诺主教马蒂诺利蒙席在与阿斯科纳帕皮奥学院的学生谈话时也同样明确地指出："我必须要求你们更多地加深对耶酥、教会和宗教的了解。扩大你们对其他宗教和与基督教不一致的哲学流派的了解"。见 Palaestra Virtutis, the an nual of the Collegio Papio, Ascona, 1971, p.26。

17.   在罗马举行的关于欧洲基督教根源的座谈会上，皮埃尔-埃马纽埃尔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坚持认为，现在不存在特别的、独立的天主教文化，因为它与周围的一般文化是一样的。《官方公报》，1981 年 11 月 26 日。

18.   例如，参见教科书《历史图像与事件》（Images et récits d'histoire），巴黎，1979 年，其中将甘贝塔（Gambetta）和儒勒-费里（Jules Ferry）等宗教迫害的领导者奉为 “伟大的” 法国人。